近日，北京市家庭和谐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特别是“家有藏书量300册以上”“经常旅游、聚餐、购物”等标准，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。新浪微博上投票吸引了过万网友参与，截止7日6时，对标准表示“不认同”的网友多达11178人（81%），仅有1221位（9%）网友对标准表示“认同”。（见2月7日《大洋网》、2月3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笔者认为之所以引起争论，乃是由于物化了的“和谐”标准与人们心中的和谐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。家有藏书、时常休闲、消费这些外在形式，更符合物质“小康”的标准，是一种经济宽裕的体现，而“和谐”的要求要远远高于“小康”，关注的更多的是人们内心的感受，或者人与人、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是一种强调主观感受的“状态”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。“和谐”与“小康”是灵与肉的关系，用物质的、刻板的标准来定义感性的“和谐”，好比按照五线谱来评论百灵鸟的天籁之音，看上去科学，出发点也很真诚，但恐怕只能是同时糟蹋了两样好东西。
和谐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，但和谐的氛围并非完全建立在物质基础上。托尔斯泰笔下，安娜卡列尼娜贵为省长夫人，锦衣玉食，出没于贵族的沙龙舞会，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可是她幸福吗？她的家庭和谐吗？《雷雨》中周朴园的一家，物质上应有尽有，但夫妻反目成仇，妻儿兄妹通奸乱伦，在四风眼中，“这屋子里常听见叹息的声音，有时哭，有时笑，听说这屋子死过人，屈死鬼。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这种家庭物质上的确富足，可哪里有“和谐”的一丝气息呢？
和谐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精神，和谐家庭的核心是亲情和爱心。确实托尔斯泰说过：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”，但这句话的本意是：幸福的“感觉”家家相似，引起家庭不幸的原因各有不同，而不是说幸福的家庭都有着统一的标准——即使有，也更多的是指向精神层面。比如欧亨利小说《麦琪的礼物》中，长发的妻子卖掉头发给丈夫买表链，丈夫则把怀表卖掉给妻子买梳子。尽管他们很贫穷，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；笔者的一位农村亲戚，三十年前家徒四壁，只有5个子女，但孩子们热爱学习，相互之间关心友爱，后来全都考上了大学，其中3人成为公务员，2人成为金融领域的成功人士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夜晚兄弟俩看书时，哥哥把油灯推近弟弟那个瞬间，那点火光虽然只有黄豆般大小，但温暖了整个房间，也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难道这个没有电视、没有风扇、没有大衣柜的家庭不和谐吗？
物化的和谐家庭评价指标并非是偶然的社会现象。当前，用机械的标准衡量成败得失已经成为“数字政绩观”的突出表现形式，只不过表现在“和谐家庭”评比中更让人感到突兀而已。比如gdp的增幅、招商引资的数量、城市绿地面积、新开工工程数字等等，都成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标准。而这繁华的数字背后是否真的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？是否真能满足群众需求？这些本质的要求反而被忽略了，就像评选和谐家庭，藏书和消费成了装帧，至于书的内容倒没人在意了。
管窥见豹，一叶知秋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无数的和谐家庭才能构成和谐的社会。诸多网友对和谐家庭评价指标提出质疑，也说明了人民群众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“小康”，还对如何营造“和谐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小康家庭也好，小康社会也好，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，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谐家庭，乃至和谐的社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和谐家庭评价指标的质疑现象，证明了我们在文化、道德、法治、民主等软指标建设上任重道远，而这些正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提出的新期待、新诉求。
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