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13日，《广州日报》刊登消息称，正在起草的《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规定，失主领回失物时，可以自愿将遗失物品价值百分之十的金额奖励拾遗者；对无主的失物，政府予以拍卖，按拍卖款10%给予拾遗者。文章援引一位警察的评论，说根据实践，“若法律对招领酬金予以肯定，将对双方都有好处。”
笔者认为，通过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物质奖励来倡导社会文明风尚，出发点自然是好的；何况也注明了 “自愿”，并非法定的义务。但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实际效果可能并非能达到制定者的初衷。
一是法规的强制性会改变双方原本和谐的关系。法规对酬金不作要求时，失主怀着对拾金不昧者的感激，有可能自愿拿出适当的金钱或物品向对方表达谢意，这是出于失主的感恩之心，而非法律强制；拾金不昧者通过帮助失主挽回损失，从中体验到帮助他人的快乐，精神上已得到了满足。得到酬金，自然更加欣喜；没有酬金也不会有其他想法。此时双方都是愉悦的，满足的。
可一旦法规作出失主“可以自愿”酬谢拾金不昧者，双方的关系会立即产生变化，成为潜在债权债务关系了。拾金不昧者在心理会有得到酬金的预期，一旦对方没有支付，虽然不能强迫对方支付，但他认为对方“不愿意”酬谢和感激自己，愉悦之情会大大降低，产生挫折感，甚至会后悔浪费时间精力为他人奔波；而失主在面对拾金不昧者的时候也会有负债感，甚至会认为对方是想要那10%的酬金，而非完全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感激之情会大大降低，甚至为是否支付酬劳纠结不已——法规已经明文规定，连支付的额度都作予以明示，自己怎好不“自愿”支付呢？两人各怀心事，原本的和谐不复存在。
二是酬金规定会产生新的纠纷。比如捡到的一张存折，如果没有酬金一说，失主很可能会主动领取，因为可以少了很多繁琐的手续，或能够及时使用；但有了酬金规定，双方有可能就会对酬金的具体数额产生纠纷：是按照存款的数字计算呢，还是按照存折的印刷成本计算？同理还有房证、土地证等权属证明，这些遗失物本身制作成本并不高，但获取或补办的过程极为繁琐，失主的心情甚至比丢失金钱都要懊丧。 遇到这种案例，酬金的计算、九游会体育的支付方式等会成为新的矛盾，有可能把原来和谐的关系变成冷冰冰的债的关系，而行政机关又无法对这种民事纠纷进行裁决，岂不是自寻烦恼？
三是这种规定破坏了对拾金不昧行为原有的法律保护体系。酬金的本意，是使双方受益，“两不亏欠”，以物质的形式解决双方的“心理债”。但它过于机械和僵化，在原有的解决机制上新增了障碍。因为民法上对于无因管理之债，也就是因拾金不昧等善意行为发生的损失（比如拾金不昧者发生的交通费、误工费等），已经明确规定由受益方（失主）承担，何必再多出一个隐含补偿性质的酬金，使得失主债上背债呢？原本想维护拾金不昧者的权益，实践起来很可能是过犹不及，画蛇添足，适得其反。
说到底，拾金不昧本是道德范畴的事，失主是否支付酬金也是由其道德水平或经济状况来决定；但一旦升格为法规，即便注明“可以自愿”，也足令那些“不自愿”者在道义上处于不利位置，使原本其乐融融的场面就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物交易，还引发出新的矛盾。最重要的是，失主一旦“被自愿”支付酬金，心中的感恩之情会一扫而光，拾金不昧者的精神愉悦也会大打折扣，双方就像在做一笔钱货两讫的交易，感恩之情荡然无存，拾金不昧也就沦落为一个法律关系。从此，一种新的债主诞生了，感恩、回报、温情的道路上又关上的一扇厚重的、冷冰冰的铁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