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代司法领域，判词不是从来就有的，它历经了“五声听讼”、以吏为师专尚刑法、“引经断狱”之后方才出现。
以唐代为例，要想成为一名吏部官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笔试，笔试内容就是书写判词。这种考试对应试者的文字功底要求非常高，判词不仅要求言辞辩正、文理优长，还要用骈体文写成。因此目不识丁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吏员队伍的，即使是一些已经中进士的人还会去应举“博学宏词”、“书判拔萃”等科目。
正是因为官方在选拔人才时重视判词写作，因此官员上下无不熟悉判词写作，且必用骈俪。这也决定了无论从朝廷到县城，如果不是真正读过书、真正能写文章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司法裁决者的，唐代法官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也是一名颇有文学水准的作家。因此，一篇篇既有法理又极具文学价值的优美判词在唐代比比皆是，使人读来如诗般行云流水，颇有风味。现举唐白居易的一篇判词为例。
案情是：甲牛觝乙马死，乙请偿马价，甲请赔半价，但乙不服。该篇判词包括事实、理由、主文三部分，作者首先对案发地点进行分析，开篇即定性“马牛于牧，蹄角难防”；再对故意与过失两种主观状态进行区分，“苟死伤之可征，在故、误而宜别”；然后通过列举案件事实对定案理由进行铺垫，“况日中出入，郊外寝讹；既谷量以齐驱，或风逸之相及。尔牛孔阜，奋骍角而莫当；我马用伤，踠骏足而致毙”；随后引出判决理由，“情非故纵，理合误论。在皂栈以来思，罚宜惟重；就桃林而招损，偿则从轻”，即牲畜斗殴若发生在野外则从轻、赔半价，若发生在厩圈中，则从重；最后得出判决结果“当陪半价，勿听过求”。
该篇判词在剖析案情时主、客结合，寓于情理，阐述理由精当明晰、浅显易懂，历代以为判处合理，论断公允。在文学方面，虽多处用典却力戒偏僻，辞藻华丽却简赅明晰，布局严谨却描绘生动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。
现代判决书以三段论为体例，文书写作很难与文学创作扯上什么关系，若能借鉴古代判决以加强文书说理部分，应有一定裨益。一方面，这种判决书避免了现代判决的枯燥、单调。相对于法理，它更注重情理，讲究寓情于理，考诸道德。文章的侧重点也在说理部分，这不仅使其更具说服力，也加强了对当事人的道德引导，用现代话语来说，更有利于当事人的“服判息诉”。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成为官吏卖弄文采、任意出入人狱的工具，堆砌辞藻，不切实用，不仅不利于法治的发展，也不利于法律的传播。
